辛亥革命以来的现代紫砂器，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然后又恢复和发展的曲折过程。

　　自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前夕，可以说是急剧衰落阶段，从1949年以后到今天，则是复苏和进一步大发展的阶段。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到1937年上半年，宜兴紫砂业仍在缓慢地发展。1912年前后，宜兴芳桥开明人士周文伯(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的父亲)提倡实业，创办“利用陶业公司”，聘任宜兴川埠上袁村的前清秀才邵咏常为经理，并在上海、天津等地开设分店，扩大经营业务。1917年，江苏省议员潘宝坤(蜀山西街人)向江苏省政府提议在蜀山办一个陶业工厂，很快得到批准。本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的一群工商业家和宜兴的实业界人士，在宜兴上海、无锡、天津和杭州等城市开设专营陶器的商店，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吴德盛陶器公司、铁画轩陶器公司、利永陶器公司、陈鼎和陶器公司和葛德和陶器公司，以及“福康”、“豫丰”等。

　　据1919年的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宜兴的蜀山、丁山、汤渡和川埠一带的沿山居民，仍然“家家制坯，户户捶泥”。全县有窑货行二十五家，各种陶窑四十余座。紫砂茗壶、花盆、花瓶和饮食器皿的制作，集中在蜀山和川埠；龙盆、罐头等黑货集中在蠡墅；缸类集中在丁山和白宕；缸翁类集中在汤渡。整个窑场工人近六千人，临时工则因季节而增减。这一带的居民通常全家参加陶业劳动，或碎土，或炼泥，或徒手制坯，或户外晒坯，或研制釉料，或绘画施彩，或书画雕刻，或装坯烧窑，男女老幼都不例外。由于紫砂器的销售量猛增，以及为了迎合国内外资产阶级和达官贵人爱好古董的需要，紫砂器的艺术水平在此期间明显下降。但也有少数艺人坚持工艺创作，有他们独到的艺术贡献。如程寿珍(公元1858-1939年)，别号“冰心道人”，他擅长制作“掇球壶”及仿古紫砂壶。所制掇球壶端正完美，稳健丰润，犹如大小双球叠垒，曾获得巴拿马国际赛会和芝加哥与博览会的奖状。同时得到奖状的还有紫砂名艺人俞周良所制的“传炉壶”。又如范鼎甫，他不仅善于制作紫砂壶，而且擅长紫砂雕塑品，他的大型雕塑作品——“鹰”，曾在1935年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前，是宜兴紫砂业的急剧衰退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丁山、蜀山窑业区的厂房和民房被毁者达六百多间，陶窑完全被毁者十二座，还有一些陶窑被侵略军改作炮台或碉堡。当时宜兴陶业情况是“大窑户逃往外地，中小窑户无意经营”，每年曾以百万件紫砂供给全国和远销世界各地的蜀山窑场，那时全年所烧紫砂茶壶不满千。到四十年代初期稍有恢复，但年产值最多时也只及战前最高年份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

　　1945年抗战结束时，宜兴还保留有陶窑六十四座，但到1949年前止，产量最多时不过开烧四十六座。1948年是抗战结束以来宜兴陶业较旺盛的一年，全年共烧了二千七百四十窑次，但仅为1936年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八。其中七座紫砂窑中只开烧了三座，全年只烧二十窑次，烧造的品种也只是一些茶馆所需的普通粗茶具。而紫砂业在整个宜兴陶业中的比重，也从1936年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二下降到1945年百分之八点九。曾经有过六、七百人的紫砂从业人员，到1949年前只余下三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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