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著名画家文征明的曾孙文震亨的《长物志》，成为明代以降文人生活的范本，他指出，不管是厅堂、亭台还是私房秘室，都是繁简不同寒暑各异的，即使是图书碑帖、鼎彝之类的古玩，也必须安排得妥帖了才会显出它们各自的极致来。他对细节的沉溺，将感官主义发挥到极致。

    关于坐几：

     坐几摆放要靠左边向东，不挨窗户，以免风吹日晒。坐几上放旧砚台，笔筒，笔架，贮砚水的水盂。砚台放左，墨汁反光不会直射眼睛。几上要放书籍一部，镇纸石一块。坐几经常擦，光可照人才好。

    关于坐具：

    湘妃竹榻和禅椅都可以。冬天铺上用锦缎制成的缛子，当然有虎皮更好。

    关于香炉：

    书房几案上放一张四方大台几，上放香炉，大香盒，小香盒，瓶。大香盒里放生熟香料，小香盒里面放沉香、香饼。不可用二脚香炉。不可把瓶与香盒相对排列。夏天用瓷炉，冬天用铜炉。

    关于花瓶：

    客厅放瓶要大，书房放小。瓶以铜瓦为贵，以金银为贱。不可有环，不能成对。春冬季用铜瓶，夏季用瓷瓶。瓶中插花要瘦巧。若插一枝，要挑枝干奇特古朴的。若插二枝，应高下和谐。插花不能关着窗户焚香，花被烟熏就枯萎了。

    关于椅榻屏架：

    放四把椅子一张坐榻，像古须弥座、短榻、矮几、壁几不妨多放些。不能靠墙平排放几把椅子。屏风只须放一架。书架和橱可并列，放图书古玩，但不可杂。

    关于挂画：

    挂画的位置要高，只挂一幅，如果挂在两边墙上，或左右对称，那就说不出的俗气了。长幅画可以挂在高的墙壁上，桌上放些形状奇特的石头，或应时的鲜花盆  景之类，但不要放朱红漆架等物。客厅适宜挂大幅的横披，书房宜挂小幅的花鸟或者风景，像扇观、斗方挂屏之类的，就不是太好。

    关于卧室：

    卧榻后最好留出半间房大的空间，放置熏笼、衣架、梳洗用具、箱柜衣橱和书籍灯烛等。榻前一只小茶几，二只小方凳，一张小橱，放香药和玩器。最好在墙上打一个洞，放一张壁床，朋友来了好连床夜话。

    关于敞室：

    夏天，住敞室里，把窗户全卸掉，可看到屋前竹林和屋后梧桐。敞屋中放一张木几，两边放没有屏风的长榻各一张。北窗下放湘妃竹榻，边上茶几上放大砚台，一个青绿色的水盆，再放一两盆剑兰在边上。如果有奇峰古树、清泉白石这样的盆景也是好的。

这个时代，你的感官变得极端重要，明人用感觉器官营造了一个有别于世俗世界的精微、典雅的感官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凭着他的感官的触觉就能在人群中找到他的同类，品茶（味觉能力）、焚香（嗅觉能力）、玩古（视觉以及其他能力）等风雅事成为文人雅士标签。感官能力已成了社交符号，认同或者区分的文化标记。

    他们饮酒，喝茶，沐香；做一个小小的闲官，喝一点儿暖胃的小酒，发点小牢骚，生一场小病，做几篇小品文；三日一小聚，五日一大宴，你方请罢我复请，再不济也要弄只装满酒和书的船，东飘西荡随水流转。“到处名山，随缘福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随我一场也。”（张大复语）

    享乐主义者袁中郎把世间人分成四种：不把现实放在眼里的玩世者，超脱现实的出世者，调和现实的谐世者，从现实中追求享乐的适世者。他最喜欢的是第四种人：适世者——“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是天下最无关紧要的人。他们做和尚，戒行不够；做儒生，嘴里从不讲儒家经典，也不做什么仁义谦让这种事；做官不像官，务农不亲躬，隐居不安寂寞，出仕又嫌繁琐，为儒不读圣贤，信佛六根不净，修真又不忘好色。只要他是感觉主义者，一切就OK。在这里，一个人的感官能力发达与否成了他是否能进上层社会的关键。

    他们试图退行到儿童时代那种透明的“纯真”世界，似乎整个世界都不过是一场游戏。文雅生活不仅是空间性的，更是时间性的，最高层次的趣是完全出乎自然的“童趣”。

    文震亨是明大画家文徵明的曾孙，在《长物志》中以将明代文人的精致生活阐释到极致。书共有十二卷：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杂品之属，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等。“长(zhànɡ)物”就是多余的物，即奢侈品，但文人就是要藉这些无用的“长物”建起全部的精神生活。

    但如此如诗入画的时代为什么就灭亡了？他们的探索刚刚开始，却半途而废了。感性主义发展到巅峰，就开始被野蛮而强大的理性主义所俘虏，清朝的文网，让文人失去了生机勃勃的精神力；近百年的民族危亡，更让中国人试图全盘复制西方的各种问题和主义，但中国人乃至世界正在渐渐发现，或许那个充满了感觉的时代，才是更符合人性的，更高级的进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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