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使为之也。考,老也。“故事考”即考证历史事情发生的原因，讲清事物发展的过程。因此，这篇以考据僧帽壶渊源以及变化为目的的文章定名为：僧帽壶故事考。

　　“僧帽”，出家僧人头上带的帽子，《佛教大词典》“帽子”条目记载如下：头巾、禅巾、菩萨巾，冬季僧侣头上所戴布制之物。《释氏要览》卷下送终篇头巾条载帽的形制“全长五尺三寸，前面长二尺八寸，背后长二尺五寸。”然而，除南传佛教僧众因为天气的原因基本上未见着帽外，佛教各宗派的帽子又有着不同的形制，如在大乘佛教里面有天台、真言、净土和禅宗的区别，有汉传佛教和密宗的区别，以国籍论又有中国佛教中与日本佛教帽子的区别。早期佛教对带帽的要求比较规范，《四分律》记载：佛言。“比丘不得裹头。是白衣法。若裹头如法治。时诸比丘头冷痛白佛。佛言。听以毳若劫贝作帽裹头”，这段文字记叙的是早期有家僧人不许带帽子的规定，但是后来因比丘无头发，天气寒冷所以佛祖慈悲允许用毳或劫贝作帽裹头。即便如此，《大比丘三千威仪经》还规定了“着帽之时,不得对佛作礼”。

　　遍查了佛教典籍后发现，佛祖虽然规定了是否可以佩带帽子但是却没有为它规定具体形制。因而流传到后世佛教中帽子的形状不单有宗派之分还有国籍之别。我们紫砂壶里面的僧帽壶有几种呢？现在根据传器来看主要是三种，其一为明代李茂林款式，其二为时大彬款式。其三，也是这次经过考据后确定为最早出现在紫砂器中的僧帽壶---“高”僧帽壶（注:此处选葛陶中先生所制高僧帽壶，一般情况下此款有高矮之别，矮款类似时大彬式）。经比较这三把僧帽壶的照片后使我们产生了疑问，既然以上三款都叫僧帽壶，那为什么同一名称的器形差别却如此之大？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别呢？从上古陶器，青铜器的使用，汉之后由漆器到瓷器的转变一样，明至清的历史转变也给紫砂的兴起和进步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种影响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的更加复杂。从作品的角度来说每个朝代都会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工艺制作水平和审美风格而着有自己的特点和变化，但当我们比较同一时期的器物却没有办法找出它们的传承点和变化原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试着将眼光放大，转移到历史文化的角度上来，而不能仅仅从工艺设计这一点来看问题。

　　先说李茂林款此壶嘴短直，嵌盖，壶肩上平面有篆文一圈，可回旋倒读均成文。壶底刻“万历丁丑子京先生索，文嘉铭”。（万历丁丑为公元1577年）壶身上帖的莲瓣花纹装饰应该是根据佛教习惯而来。笔者认为此壶在所谓僧帽壶中的地位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如将嘴，把不做考虑的话壶身与当今和尚们冬天所带之帽子最为相象。因此可以说在遍查佛教典籍后，没有发现有关对僧帽的具体形制记载的情况下，此壶和僧帽这个名字的原始意义（上文《四分律》中载僧人因天气寒冷而佛祖准许带帽之语），并和现实情况中（净土，禅宗等中原佛教僧侣所带之帽子）最相符。

　　其次是时大彬款僧帽壶，此壶特点颇为明显，壶身六瓣，鸭嘴流，莲瓣装饰上升到壶冠，耳型把上有一小扳手（似飞把）。壶底刻“万历丁酉年时大彬制”（公元1597年）楷书。僧帽壶中李时两款均留有铭文，根据铭文显示这两把壶制作时间相差不过二十年，但是形制却差别如此之大。一般情况下同名器型间应存在的一定的相同点或前后变化的传承于这里却丝毫没有脉络可寻。再翻看资料，介绍时款僧帽壶时多提到了是从元代瓷器中“甜白铀僧帽壶”演变而来，是不是如此呢？我们拿它们的图片两厢对比不难看出实际上这个甜白铀僧帽壶（缺盖）和我们要讨论的第三款也是紫砂器中经常出现的圆形僧帽壶最为相象，并且跳过了时款僧帽壶的造型。根据时间计算元代要早于紫砂开始盛行的明朝。因此我们已经可以断定，虽然紫砂圆型僧帽壶本身之间也有一些细微不同变化但总的来说应该是最早出现在紫砂器中的僧帽壶造型。

　　至此，通过对比虽然初步告诉了我们不同僧帽壶形制出现的先后顺序，但还是没有能够解答有关僧帽壶来历的问题。怎么办呢？先说说我们紫砂器皿的造型设计方法，早期紫砂器设计中多是以仿历史和生活中的实用器皿为主。如：仿古代青铜器，陶器，抽象的几何图案，瓜果象形等。因此紫砂器和瓷器造型中的相同不是偶然的。而且有可能是借鉴了社会生活中实际物品的形象而来，瓷器出现在历史上的时间又远早于紫砂，因此是不是我们直接考察这种瓷器造型的来历反而更便捷些呢？

　　带着这个设想我找到了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成器于元代的甜白铀僧帽壶，元（1260—1368），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蒙古）占统制地位的朝代。虽然从元世祖即位至元顺帝末年不过百余年但是从历史上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借鉴一直没有停息，可以断定中原文化在这个时期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就更多了。单就器皿上也出现了很多和以往造型不一样的有鲜明少数民族风格的设计。在这之前陕西陇县出土的约为春秋时期制作的扁壶（扁体长方形高圈足。前有流，插子器的中腹为龙形，后为龙形。腹饰大鸟纹，圈足饰波曲纹，间饰似云纹。器造型独特，纹饰新奇流畅。一改西周时期造型及纹饰风格。）即可做为例证之一。陇县位于渭北旱塬西端，东临千阳，南接陈仓，西北部与甘肃清水、灵台等县接壤，地理位置与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活动范围接近。具考证此器型最早应该是北方少数民族为了骑马时方便携带饮水所用，到了唐代中原地区已出现了使用这个造型的瓷酒具“扁壶”。至明代，实物可以看见的是制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景德镇窑青花折枝山茶纹扁壶。此器出现时间和紫砂相差不大，至于紫砂器中虚扁是否也是受到了这个器形的影响而出现尚有待考证。

瓷器僧帽壶也有着鲜明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经过多方查找对比后发现元及以后历代以“僧帽壶” 来命名的瓷器有很多，如：“明宣德宝石红僧帽壶”，“青花藏文穿莲双龙纹僧帽壶”，“甜白釉僧帽壶”等。尤其是现藏于台北故宫的“青花藏文穿莲双龙纹僧帽壶”，为我们揭示了僧帽壶的来历！此器颈，流，把，身基本上和以上几种差别不大，关键在于壶身上的一圈藏文，其意义为吉祥祝福用语，现将其摘录并翻译如图：“日平安，夜平安，阳光普照皆平安，日夜永远平安泰，三宝护佑永平安”。此处所谓三宝即是对佛教中佛，法，僧的称谓。藏文原文如图（在此特别鸣谢来自青海省果洛州久治县的拉旺扎巴活佛，经我的请求并承蒙他的帮助为我解释并写下此句）。这把壶形制仿是元代僧帽壶，为什么明代要原样仿制上一个少数民族朝代“元”的器用品呢？根据这把壶身上藏文吉祥祝语的记载使我们发现藏传佛教和僧帽壶的出现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下面先简述一下西藏历史。西藏，元以前称吐蕃，元代称乌斯藏（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中国通史记载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包括前藏、后藏和阿里地区三部分）。佛教在大约公元七世纪分别从唐朝和印度传入了藏区。这以后，佛教日益兴盛并成为了西藏政教的主导力量。历朝历代都因西藏地处偏远，因此在制订对它的政策上只要求其承认中央王朝对它享有宗主地位或是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更加紧密的联系后均采取怀柔的友好政策。并屡次通过对其上层力量尤其是佛教著名人物采取册封的方法来笼络并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中国民族通史》（汪仲翰）中记载：“大宝法王原是元朝封给萨迦派八思巴的封号，为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最高封号，明朝将此封号封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但是《藏汉大词典》中“噶玛拨希”条目下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释：“噶玛拨希１２４７楚卜（普）寺。１２５３年应邀去谒见忽必烈于绒色堆（今四川甲绒），宪宗蒙哥赐金缘乌砂帽，金印，从此开创噶举派黑帽派系”。无论如何，元明两代为加强中央和边疆的联系而册封的法王，阐化王有很多。不但如此，还邀请他们来中原地区觐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史中有这样一条记录“永乐五年二月初二日，成祖致书银协巴曰：法尊大乘尚师哈立麻巴（明史中译法）,朕承皇考太祖高皇帝、皇*孝慈高皇后深恩大德，未能上报，夙夜不宁...今特迎请法尊大乘尚师哈立麻巴，领天下僧众，以永乐五年二月初五日为始，于灵谷寺修建普度大斋二七昼夜...”等语。还有资料说永乐皇帝为了在连续不断的法会上减轻僧人们的睡意而定做了数百僧帽壶赐予众僧作为饮茶器具（未找出确切出处，但是根据明永乐甜白铀僧帽壶制作年代和其作为茶壶的用途考，这一说法比较可信）。

　　通过使用以上资料的互相印证使我有了一种设想，这段历史中提到过的黑色法帽在被蒙哥赐予藏僧的时间上要早于瓷器僧帽壶的出现，那么这是不是就有可能说明它和僧帽壶存在着某种联系呢？除了寻找历史记载外，考虑到僧帽壶的使用价值和它与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有着很深的渊源，我又以“藏”民族的一些实用器皿，包括从藏传佛教法器中选取和其有相同处的与之进行了仔细对比，发现了藏传佛教中常用的五佛冠（如图，现藏于布达拉宫管理处），可能也对早期僧帽壶的设计起到了影响。“五佛冠”，其冠字有把帽带在头上的意思。就形制来说，此冠分五朵莲瓣，每一叶冠中间，都有一个莲瓣形的佛龛，佛龛中间各有一个代表五佛之一的梵文字母。这也与僧帽壶颈部以上的设计比较相象。

　　至此，经过以佛教界法器的比较和对历史上僧帽壶来源的考察，我们已经有了关于其出现的原因的一种解释――它可能是以中原汉族传统器皿 “汤瓶”为主体结合藏传佛教法王“黑帽”和法器五佛冠的式样为顶部设计，并以此来明确其宗教使用特点而设计的饮器。它的用途初期专为佛教僧侣饮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变成普通人也可使用的茶壶。它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元代，最早出现时的载体为瓷器。明以后随着大量瓷器工匠转移到紫砂器方面的制作后也将此器型也移植了过来。并且根据以上原因来看，紫砂圆形僧帽壶的出现时间要早于李茂林，更早于时大彬款，时款应为紫砂工艺成熟后，由制作紫砂器皿的工匠根据紫砂壶成型特点加以改良后出现的结果。李茂林款僧帽壶应和其它两种是没有传承关系的，其出现的理由可以做以下两点考虑：一，为李根据汉地佛寺内僧人实际使用后产生灵感设计而来，二，李根据当时出现的瓷器僧帽壶款式所启发，近而独立创作的。

　　另外，有一些朋友认为紫砂僧帽壶是从蒙藏地区少数民族日常使用的“多穆”壶演变而来，这种观点所依据的理由似乎不够充分。“多穆”为藏语，其意为盛酥油的筒。在元代出现青白釉僧帽壶的同时也出现了青白釉多穆壶，这个壶的身体也是筒型的，因此可以说明这两者之间即没有设计上的相互借鉴，也没有把作用相互混杂。

　　不但如此，我们须注意到瓷器僧帽壶中耳把上均有一型莲瓣状突起，此作用不光是为美观考虑，在执壶或倒水时以拇指按住此小突起将会起到稳定壶身“借力”的作用，在使用中它和把的关系是杠杆原理。同样，在紫砂壶中也继承了这个设计，就是我们所称的“飞把”，随着紫砂器形制的缩小，后来此设计逐渐淡化了力学上的考虑而多是为了美观而出现在壶把上。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小小的借鉴，它也许不光证明了飞把的来历，也说明了紫砂设计工艺历史上瓷器曾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

后记：笔者认为通过从历史的角度，结合紫砂壶具体名称和其形制来挖掘传统壶型的渊源和历史价值以及其设计的传承，是对丰富紫砂文化内涵非常有益的，也应该是从业者和爱好者的研究方向之一。如下几点也证明了僧帽壶在紫砂历史上有着并且也应该有它独特的地位，其一，解释了壶名的由来，揭示了其与少数民族器用品有着直接联系，并且反映出一段各民族间交流的历史。其二，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紫砂制作工艺，设计思路转变的过程。通过它能够比较清晰的反映紫砂在中国历史大环境中不断变化的历程，说明了“飞把”工艺设计的出处。其三，也展现了佛教传统中从无帽到有帽，以至于到帽子成为法器的一种之演变过程。通过这次对僧帽壶的研究后更是发现紫砂壶实在方方面面都与传统文化分不开，也不应该分开，这对我们现在设计紫砂壶造型也可以说是一个旁证吧，它是折射出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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