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苦窳生（何心舟）制曼生十八式黄泥壶170×65mm　台湾珍藏家藏品
　　紫砂壶在烧制过程中，制壶人在壶上镌刻或钤印的文字、符号、图案，我们称之为紫砂壶的印鉴款识，它便于鉴欣赏别号人名作。
　　紫砂壶的款识与其它陶瓷制品的款识不尽相同，而独具特色。一把不具款识的壶，看上去使人感到很不完整，价值不高；虽具款识，但款识不美，也会使人感到这把壶欠缺文化内涵。历代制壶高手陶艺名家对印钤款十分讲究，它涉及到制作者的文化艺术素养，就像绘画领域内的“画外功夫”一样，我们把它称为“壶外功夫”，是壶艺的组成部门。
　　纵观紫砂壶款识的发展历程，它既与紫砂陶的演变紧密相连，又与当时的书法篆刻同步发展。大体经历了由羊毫题写、竹刀刻划到用印章钤印的工艺演变过程。
　　从传世的历代紫砂名壶看，见诸于什物的最早是明代万历年间时大彬所制的“时壶”。“供春壶”是没有款识的，钤有“供春”二字的壶，皆历代紫砂艺人所仿制。明代四名家董翰、赵梁、袁锡、时朋目前皆无什物资证。李茂林史载以原书号记自己的作品。
　　明代流行刀刻款识，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说：“镌壶款识，即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鉴赏家用认为别。”意思是说，时大彬请人用羊毫预先题写在紫砂胚体上，在紫砂壶将干未干时，自己用竹刀在胚体上依羊毫的提顿转折逐笔刻划。其后纯熟，竟自行以刀代笔，不再请人落墨，赋予款识以个人风格，以致别人无法仿效，并因而成为历代鉴赏家鉴定“时壶”的重要依据。从传世紫砂器上观察，明代紫砂艺人中除时大彬外，尚有李仲芳、徐友泉、陈信卿、沈子澈、项圣思等一批壶艺名家刻划署款。以刀刻署款必需有一定的书法基础和较高的悟性，而一般工匠很难达到，当时宜兴紫砂艺人中有一部门人自己写不了字，只得请人落墨镌款，于是就有“工镌壶款”的专门人才，如明代的陈辰就是其中闻名的一位，请他镌壶款的人良多。因此很多作品虽出自不同艺人之手，但所镌壶款均由一人为之，给历代鉴赏家们带来不少困扰。
　　明代紫砂壶刻款字体流行楷书，多为竹刀所刻。竹刀与金属刀刻款不同，易于鉴别。竹刀刻款泥会溢向两边，高出平面，留有痕迹；金属刀刻款是在泥平面以下。
　　大约到明末清初开始逐渐流行印章款，据考许晋候的《六角水仙花壶》壶底有“许晋候制”篆文圆印，乃是我们所见由刻款改用印章的较早什物，此壶现藏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不外这个时期的紫砂艺人刻款和印章仍是并用的，如惠孟臣、陈鸣远制的壶，“孟臣壶”一般是在诗词或吉利语章之下镌刻“惠孟臣”三字。陈鸣远可能是最早把书法篆刻艺术发挥于壶上的第一人。他的印款浑厚苍劲，笔法绝类褚遂良，行书款识“鸣远”二字时人赞其有晋唐风格。“鸣壶”一般是刻款与钤印并用，且大多是放在一起，这一特征反映由刻款向钤印过渡时期的特点。陈曼生承袭了陈鸣远的路子，在紫砂壶史上他首次把篆刻作为一种装饰手段施于壶上，“曼生壶”因壶铭和篆刻而名扬四海。曼生壶的底印最常见的是“阿曼陀室”方形印，仅少数作品用“桑连理馆”印。像“阿曼陀室”已是专用于曼生壶的印号。
　　紫砂茗壶用印多为两方，一为底印，盖在壶底，多为四方形姓名章；一为盖印，用于盖内，多为体型小的名号印。有些茗壶，在壶的把脚下也用印，称为“脚印”。清代有不少作品有年号印，如“大清乾隆年制”一类印，还有用商号监制印的，如“吉德昌制”、“陈鼎和”等，此类印鉴民国时期颇多，这一时期款识多集中镌于盖上、盖内、壶底，成为当时流行趋势，用于壶盖上的印章款大多是这种商号款。在壶盖上镌款的茗壶一般都是普通茗壶，极少有精品佳作。
　　紫砂壶的印章款多数为阴刻，钤在壶上变成了阳文。但阴刻的图章敲打在半干的泥坯上，假如用力过小，字的顶端刀痕往往难以显露，只有用点力才可以将印章的全部刀痕打印出来。所以即使是统一印章，打印力度不同的印痕，字根相同，字尖却是不尽相同的，这样也常给紫砂壶印鉴款识真伪的鉴定带来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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