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陶刻装饰俗称“刻字”、“雕刻”，艺人们用锋利的小钢刀在泥坯上雕刻文字和图形，然后装套进窑烧成。所以这是集器形、文字、书法、绘画等多种艺术于一体的独特装饰手段，可使紫砂器在淳朴中见妍美，是在器皿的体表上采用的符合实用和审美要求的艺术手段，一般实用商品壶、盘、杯、盆、瓶上大多采用此种装饰手段。

        文人、字画家积极介入和提倡的陶刻装饰，将文字、书法、绘画、篆刻融于壶艺、茶艺之中，是紫砂陶装饰的主流。

        最早的紫砂专著《阳羨茗壶系》提及“镌壶款识”时说：“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娴雅，在黄庭、乐毅间……次则李仲芳，亦合书法。若李茂林，朱书号记而已。仲芳亦时代大彬刻款，手法自逊。”“沈子澈……尝为人制菱花壶，铭之日：‘石根泉，蒙顶叶，漱齿鲜，涤尘热。”一‘陈用卿……款仿钟太傅（钟繇）帖意，落墨拙，落刀工。”

        陶刻装饰史上最具影响和作出巨大贡献的，当推清代嘉、道年间的陈鸿寿（字曼生）及其“曼生壶”。陈鸿寿为了自娱雅兴，切身介入设计了多种以光货为主的造型，比较简洁，壶型可装饰面较大，利于装饰，请紫砂艺人杨彭年等人制作，由他自己及江听香、高爽泉、郭频迦等人题铭并刻画，开创了紫砂壶艺的独特艺术风格，是陶刻装饰上的一次奔腾性升华，自此打开了紫砂步入艺术殿堂瞠的通道。陈曼生等人凭借他们的学识素质，提出完整的总体设计，讲究造型的形制，施工制作以形而定，或需精工细作，或求粗犷宽大旷达，选泥或粗或细，或调砂或铺砂，形式和工艺协调，光彩适宜。曼生壶主要是由铭文为主的陶刻装饰，以贴切的文学艺犬彩砵强的铭文及其自成一格的书法，布局独具，装饰表现不拘一格，镌刻的刀法与壶形、壶名及其铭文相映成趣，其艺术特点与风格整体追求文化和艺术的高品位。特别是其铭文，布满了文人的雅趣和儒家思惟的人文精神，  ，直接表达了设计者和介入者的思惟和艺术水平。

        自陈鸿寿开创陶刻壶铭新风之后，又有朱石楳、瞿应绍、邓奎、胡公寿、梅调鼎、徐三庚等一批字画家积极介入其事，对紫砂陶器向艺术的升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一步发扬光大了这门装饰艺术。

        清末，宜兴有名的字画金石家崔克顺、陈懋生、陈研卿、沈瑞田、卢兰芳，碑刻家韩泰等，是造壶店商礼聘的兼职陶刻的宜兴文人，他们笔法老辣，技艺熟练，讲究布局的程式化与完整性，亦具风貌，雅俗共赏。陈少亭（少庭）、任淦庭等就是师从卢兰芳的闻名陶刻艺人，同时期的陶刻艺人还有饶寿川、戴雪生、杜顺六等人。

        紫砂陶刻的师承徒习制是从邵云如开始的。邵云如，字筠如，又名祖庆，笔名北岩、北研、北岩生、蜀麓隐士，斋号适然轩主，约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享年48岁。邵云如祖籍宜兴川埠上岸里（今川埠乡紫砂村），其父邵赦大时迁居蜀山，并在蜀山北厂开陶器店。邵云如自学成才，擅长花鸟画，有署刻癸亥春月、己未春月、壬戌仲冬等年月的作品存世。他陶刻的作品，布局匀称，陶刻功夫深挚，富有金石和陶刻味。邵云如陶刻用印有：“适然轩主”印为小篆阳刻长方印；“北岩”印为方形，两字一阴一阳；“筠如”印为小圆印，阳文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