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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宜兴“十大名门望族”之一的吴氏家中，出了一位紫砂壶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供春。

供春只是吴家的一名书童（也有说是婢女），身份低微，本不足道。但明清以来历年编修的《宜兴县志》都要为其记上一笔，坊间的笔记野史，更是口碑相传，公认为宜兴紫砂壶早期最负盛名的一位大师。

相传供春年少时，曾随主人吴仕（号颐山，后中进士，官至山西、福建等省提学副使，即省教育厅副厅长）到宜兴西南十余里的金沙古寺读书备考。古寺中有一老僧念经打坐之余，还有一手制壶绝技，做出的茶壶色泽柔和如栗，壶壁薄而细腻。供春聪明伶俐，时时暗中偷师，过了若干时日，尽得真传，某天自行试制一把，技法造型，居然有青出于蓝之势。

供春偷师学艺所制之壶，为吴仕发现，他甚觉惊奇，不以为忤，反而让供春依样再做，并请来名家鉴赏。几年下来，“供春壶”名声大噪，各地藏家竞相购买。从此，供春摆脱仆童身份，专心制壶，将宜兴紫砂壶从一般粗糙的日常茶具，提升至兼具实用与工艺美术价值的创作品。

明末清初的知名文人吴梅鼎，也是宜兴吴氏家族后人。他所写的《阳羡茗壶赋》，是流传至今最早一篇赞美紫砂茗壶的长赋，其中记述了供春学艺的故事，并感叹道：“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元功，信陶壶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

当然，传说毕竟是传说，文人笔下的溢美之词，也不能当作史实尽信之。后人根据史料考证曾提出疑问，说吴仕在金沙古寺读书时间甚短，书童供春仅仅靠偷看几天老和尚制壶，就能达到后来艺术上的化境，似乎不太可能。

考证者进一步分析，吴仕之父吴纶文化素养很高，终日寄情山水，尤好品茶，对茶具应当深有研究。供春很可能是在老人家常年指导下，加上自己心灵手巧悟性高，才在紫砂壶创作艺术上出类拔萃。因明朝实行匠户世袭制度，手工艺人低人一等，像吴氏这样名重一时的官宦世家，多半不愿承认自己家里培养出一个手艺人，于是编出供春私自向老僧学艺的故事。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众口相传，信以为真了。

但不管怎么说，自供春成名的明正德年间，到清乾隆盛世，前后200余年，正是宜兴紫砂壶艺术从初创到成熟的时期。供春之后，宜兴紫砂工艺大师辈出，自明清至民国，在紫砂壶历史上留下许多杰出工艺大师的名字，如时大彬、陈鸣远、陈曼生、邵大亨乃至现代的顾景舟等等。

无锡籍的著名红学家冯其庸与顾景舟是多年老友，曾有赠诗云：“弹指论交四十年，紫泥一握玉生烟。几回夜雨烹春茗，话到沧桑欲曙天。”以冯老在中国文学艺术界的声望和地位，如此推崇顾景舟，可见后者当世“壶艺泰斗”之名绝非浪得。

如今的紫砂壶市场上，紫砂鼻祖明代“供春壶”真品少之又少，几为稀世珍宝。1996年顾景舟逝世后，已成绝版的“景舟壶”，也动辄索价数百万乃至千万元。

说起宜兴紫砂壶，不能不提“徐门紫砂”之大名。

原来，顾景舟的嫡传大弟子徐汉棠，为宜兴“十大名门望族”之徐氏家族后人。汉棠的祖父清道光年间（1820~1850年）入行制壶，父亲1915年在鼎蜀镇开设“徐记福康”紫砂店号，外曾祖父则在南洋一带经营紫砂烟具，汉棠的母亲及舅舅，均为紫砂制作好手。他本人于20世纪50年代拜入顾景舟门下，学成之后，与弟弟徐秀棠一道将家传技艺发扬光大。

徐汉棠烧制的紫砂花盆，有250多个不同品种，蔚为大观，行内专称之为“汉棠盆”，为收藏家所重视。2004年，徐汉棠手制的一把紫砂壶，市场价即达30万元以上。到了2011年，他的两把经典作品“四世同堂”紫砂壶及“秦权壶”，都拍出了80多万元的高价。

至今，“徐门紫砂”历经三朝，绵延五代，蜚声海内外，号称“中国紫砂第一世家”，在宜兴紫砂近千年传承史上，也留下了浓重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