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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天启青花水禽纹盘

清康熙洒蓝釉青花开光人物瓶

清康熙青花花果树纹双管瓶

　　陆明华

　　昔年渡海西去，本日航空东归，90余件中国瓷器在欧洲大陆流转二三百年后重新回到中国，这是荷兰珍藏家(Henk B. Nieuwenhuys)尼汉克先生的一个豪举，他将自己保藏多年的一批明清景德镇瓷器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此举令人钦佩和惊叹。这批瓷器均是商业瓷，绝大多数是青花器，其中有一部门是中国海内珍藏中未几见的物品。

　　尼汉克先生捐赠的瓷器共97件，其中96件是江西景德镇的产品，均为青花瓷，只有1件是彩瓷，为日本伊万里烧产品。这批青花瓷中，烧造时代最早的为明万历时期，少量是明末崇祯和清初的产品，而以康熙时期产品占绝大多数。这些瓷器在形制上可分成琢器和圆器两种，瓶、罐等琢器稍少于盘碗类制品，而瓷盘又远远多于碗。一般而言，珍藏者通常是以自己的喜好和购买时的感觉为尺度，因此，瓷器的珍藏风格也可能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当然，因为17世纪运往欧洲的景德镇瓷器一般多为定向销售，产品通常均符合欧洲人的口味，因此具有常规性，这一点，在这批捐赠瓷器中也有显著体现。

　　在这批捐赠瓷器中，烧造年代最早的一件是明万历青花龙凤纹环耳瓶(图1)，这是明代景德镇瓷器中的传统形制，早在明初洪武官窑瓷中就有类似风格，仿自元代的青铜器。明代晚期，销往欧洲的商业瓷中泛起这样的作品很受欢迎，尤其是龙凤题材的商业瓷。龙凤在中国象征着帝王和皇后，这种题材具有神秘的东方宫廷文化特色。这种瓷器也许是通过荷兰商船较早登陆欧洲的中国瓷器，也是中欧经济商业的早期见证物之一。

　　明末清初，大量中国瓷器通过海运途径进入荷兰和欧洲大陆的不少国家。这一件青花水禽图大盘(图2)是明末产物。此类盘通常多为花口，在盘内中央画有莲池水禽图，内壁一周有开光，内绘各种花卉纹，外壁则常画有变形的莲瓣纹。这种盘产量很大，主要销往国外，以欧洲和日本为最多，在日本，人们把这种纹饰特点的产品谓之“芙蓉手”。此类瓷盘应是明末的典型品种之一。20世纪80年代，海内有人曾由于江西南部广昌县明万历及以后的墓葬中出土具有此类风格的大、小青花盘(其中有的已残破或窑裂)，以为这些瓷器是当地烧造的，理由是当时的人不可能把窑场的烧废品从景德镇带到广昌。1988年，笔者曾为此前往广昌窑场考察，但未发现这样的器物。后来，考古专家在景德镇发现了这样的瓷器标本，证实这种瓷器仍是景德镇的产品。这种瓷器在明末商业瓷大规模外销的浪潮中输出海外后，仿制品良多，如日本江户时代的有田烧和伊万里烧，17、18世纪德国的哈瑙，荷兰的代尔夫特以及英国、伊朗等均有仿制。

　　捐赠品中的两件青花直筒形瓶(图3)，也是代表这一个时期青花瓷器的重要品种。这种造型的作品过去曾被以为是清代康熙或雍正时期烧造，理由是产品具有这时期青花瓷的特征，而且，海内外有很多相同的器物，有不少器身写有干支纪年，包括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等年款作品，基本上都被看成是康熙中期烧造。但现在可以明确，戊寅(1638年)、己卯(1639年)、庚辰(1640年)、辛巳(1641年)、壬午(1642年)、癸未(1643年)这些年款均为崇祯纪年。由于国外沉船中发现的很多瓷器证实，这些写有干支纪年的器物，多为明末崇祯时期烧造。也有部门产品是稍晚的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年)烧造的。?

　　直筒形瓶有青花、五彩、白釉等品种，但最多的是青花瓷。以崇祯产品居多，顺治产品稍少，两者风格相似，较难区别。瓶外口下和下部有一周暗刻纹者通常为崇祯时烧造，无暗刻纹者多被看成顺治时烧造，当然，这不是独一尺度。这种器物在海内外均有流传，欧洲最多，海内也有相称数目。上海博物馆就珍藏有这类瓷器。

　　捐赠品中有92件青花器烧造于康熙时代。长达61年的康熙盛世，经济商业发达，从景德镇的瓷业方面也体现出了这一朝的繁荣景象。可以以为，这批瓷器见证了景德镇在康熙时期同欧洲进行商业的情况。这些瓷器好像不是统一批产品，可能是不同时间烧造、于不同时间远涉重洋被运到欧洲的。

　　这批瓷器有罐、瓶、熏炉、执壶和碗、盘等，在工艺上除了纯粹的青花制品外还有洒蓝青花、酱色釉青花。

　　捐赠品中有4件青花罐，造型分长身和圆腹两种，器身的胖瘦和不同的纹样可反映出康熙朝不同的产品风格。在海内，过去对这样的产品多以为是康熙朝始烧，以后历朝均有制作，绝大多数被用作药罐。1980年，哈彻尔沉船在中国南海四周海疆被发现，因为沉船上有一件瓷器书“癸未”(1643年)纪年，因此估计是1643年以后淹没的，该船中发现了23000多件陶瓷器件，其中有不少就是圆腹青花罐。粗看上去，长身青花罐好像不是传统的风格，但仔细观察就可看出，其形制依然源自前代前朝。明崇祯朝商业瓷中有很多小件的青花橄榄形小罐大量销往欧洲，欧洲人称之为“姜罐”，捐赠品中的长身罐造型与之相似，只不外有的形体放大，有的加长了。加长的形式有的不能再称为罐而是瓶了，不变的是盖的形式，为微圆的平顶盖。从纹饰看，麒麟图罐、开光花蝶纹瓶是常见的传统纹样，其余两种如意花卉纹在海内康熙青花瓷中较为少见，但从纹样看并不具有异国情调。同时，更可联想到其可能是尚未完成彩绘装饰的青花釉上绘彩作品，由于除了器身上下的开光如意纹外，腹部留出了很大的空间，好像是烧成青花瓷后，留出空间预备上彩，也或许是运往欧洲后再加彩。

　　麒麟是中国古代瓷器上较为多见的吉利图案，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瑞兽。但麒与麟有区别，据文献记载，躯体较大、威武雄健、呈侧卧状，头部为龙头，披头披发，身体充满鱼鳞片者为麒；而有双角的为麟。东汉许慎《说文》十：“麒，仁兽也，糜身牛尾一角。(麟)麒也。”在瓷器纹样中，麒麟时常与凤凰共同泛起。据《礼记·礼运》记述：“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sǒu，意为草泽)。”可见，此类画面不是景德镇制瓷工匠为所欲为画出来的，而是根据古代文献或相关的版画等资料创作的。此麒麟图罐所绘的有“牛尾一角”，应属“麒”类。

　　除了上面提到的3件开光花蝶纹瓶外，还有多件青花瓶。其中博古图长颈瓶6件，为两种造型，一种即后来称之为赏瓶的那种形制，还有一种为悬胆状的胆瓶。两种瓶的形制不同，图案也不同，但题材相同，均为博古图。另外还有一对胆瓶，器身绘有缠枝花卉纹(图4)。

　　还有几件晚清以来被称为棒槌瓶的瓷瓶。这种瓷瓶在康熙时期十分流行，以青花和五彩为最多。另外，棒槌瓶有软硬之分，软棒槌是指器物肩部和口沿轻微圆润些，硬棒槌则相反，肩、口部硬朗成折角，通常硬棒槌烧造时间早，软棒槌烧造时间晚。

　　洒蓝青花人物图棒槌瓶(图5)器外采用洒蓝开光装饰，通体施洒蓝釉，留出开光，开光内绘以青花山水人物图。这是清代康熙时流行的工艺。洒蓝釉早在明代宣德景德镇官窑中就已烧造，康熙时继承烧造这种整体施洒蓝釉的器物，在当时被称为吹青，属于吹釉工艺。清《南窑笔记》说“吹红、吹青两种，本朝所出”。洒蓝青花属于立异之作，目前在海内传世作品中较为少见，而在国外尤其是欧洲较多，这种产品当时可能主要用于外销。

　　捐赠品中还有一对果树纹双管瓶(图6)，两个瓶管呈交叉状，有两个瓶体，互不相通，西方人谓之“油醋瓶”，用以存放调味品，一边放油，另一边放醋。这种瓶是典型的外来形式，中国传统形制中没有这样的风格。荷兰的博物馆中有类似器物。当然，形制和纹饰略有不同。

　　盖杯是17世纪从西方传入的一种造型，有直身和微圆长身等形制，有的还有半环形把手，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常见的茶杯形式。但国外研究者对这种形制有不同的称谓，有的称之为瓶或壶。器身的图案也与中国传统纹饰截然不同。在荷兰也有风格相似的作品。还有一种带盖的长身瓶，瓶体呈直筒形，中部微收，同样是外来风格。这样的作品在荷兰的博物馆也有珍藏。

　　造型最特别的是一对烛台(图7)，分上中下部门，可拆卸，上部为镂空盖，盖下有中央可供插烛炬的圆形管状盘，下承上大下小的盘基，下部为盘座。烛台外绘青花如意纹。上述器物可能来自相同的途径。

　　茶壶是东西方共有的茶具。这种执壶早在明宣德时期景德镇官窑就已有制作，但当时的用途好像是放调味品，名称叫“卤壶”。17世纪，大量的中国茶叶出口欧洲，宜兴紫砂壶也开始外销，景德镇也有类似制品作为茶具外销。这种以紫砂壶造型为基本风格的器皿成为商业瓷中的一个品种，其器皿造型已成为一种大致固定的模式。绝大多数器物造型为圆腹，弯流，上有宝珠顶盖。捐赠品中的4件茶壶就是如斯，两件画山水人物(图8)，两件为花卉纹(图9)。除了一件画的是典型传统山水外，其余3件均可看出商业瓷的特有风格。

　　还有一件画有人物图的葫芦瓶造型稍具变化(图10)。瓷制葫芦瓶在唐宋时期的不少地区均有制作，景德镇在元明时期也都烧造这种形制的器物，尤其是在道教盛行的嘉靖时期，官窑和民窑均有良多这样的产品。清代康熙时也有制作，以青花瓷为多。

　　康熙时，除了出产纯粹青花装饰的葫芦瓶外，还有加以变化的青花葫芦瓶(图11)。这4件器物的变化在于除了器物上部绘青花外，下部还施有高温酱色釉，其中两件在腹下部，釉色较浅淡，另两件在中部和下部，釉色较深，这种风格可能只在商业瓷中应用。在欧洲，除了完全相同风格的作品外，还有风格不完全相同的酱色釉青花器，除了葫芦瓶形制外，还有此种风格的长颈瓶、茶壶，有的甚至制成漏斗样式，它们也应是同时代的产物。

　　2005年，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屿头乡北侧五州群礁的中央—— 碗礁四周发现了沉船遗址，船上装载大量康熙时期烧造的景德镇瓷器，有关部分在当年组织了打捞发掘工作，累计出水器物17000件。从已宣布的资料看，其中有些器物与尼汉克先生捐赠瓷器的造型或纹饰有某些近似之处，但工艺上最相似的是青花葫芦瓶。发现的品种有酱色釉青花和青釉青花器，固然造型和纹饰稍有不同，但它们也是上半部画青花，下半部施酱色釉或淡青釉，施酱色釉的一种在其与青花结合处还施有仿哥窑开片釉。这一大批沉船瓷器显然是商业瓷，可能出海不久就淹没了。

　　对欧洲人来说，碗不是他们的主要餐具。捐赠品中的5件碗类餐具中，有3件花口仕女图碗。两件花瓣形花卉纹碗。碗之外，其他捐赠品以瓷盘为多。可以说，为欧洲人惯于使用瓷盘的特点在珍藏家的藏品中也体现了出来。

　　尼汉克先生的青花瓷盘的纹样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典型的欧洲风格，二是传统的中国风格，三是传统中国风格和异国情调结合的风格。

　　典型欧洲风格的瓷盘有帆船图盘(图12)和纹章瓷盘(图13)各一对。看到绘有帆船图景的瓷盘，不问便知是外销瓷，但这一对内心画有帆船的瓷盘，却是中西合璧的作品，盘壁的图案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纹样，上面画有青、白、鳜鱼三条，穿插以三名中国传统题材中的童子，童子手执莲花。明清景德镇瓷器上常见有青、白、鲤、鳜四种鱼，象征封建社会上层人士标榜清高气节的清白廉洁，这里，用手执莲花的童子取代鲤鱼，其意义与传统谐音暗喻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纹章瓷是我们较为认识的外销瓷，早在1580～1620年，葡萄牙人就已经开始订烧纹章瓷了。葡萄牙王室的纹章为双翼下的王冠图案，绘有这种王冠图案的中国纹章瓷价格昂贵，据说一件器物可与几名奴隶等价。至17世纪晚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订制贵族纹章的瓷器。这两件青花纹章瓷盘，可能就是这时期或稍晚些时候的产物。

　　具有传统中国风格的青花瓷器是我们十分认识的产品，在清代景德镇瓷器中有大量的人物图产品。这批捐赠商业瓷中也有不少这样的器物，有瓶、盘等。尤其是瓷盘上，仕女人物据有一定的比例。这些人物图绝大多数可以为是以元代闻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故事情节为底本，有“读简”(图14)、“请宴”“惠明投书”(图15)、“责女”(图16)等。清康熙瓷器上有很多描绘《西厢记》剧情的故事图，这批瓷器中除了一部门这样的作品外，还有一部门是无法考证的西厢故事题材。景德镇窑工绘画的西厢故事，未必能与诸多《西厢记》版本上的图版相吻合，只能就大体而言。但是这些神态各异的人物，勾勒着当时的一些历史故事片断。创作者把它们移植于商业瓷器上，使西方人能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这批瓷器中，除了完全属于传统风格的器物外(图17～19)，还有掺入西洋元素的中国风格题材。如有些花卉纹盘与常见的康熙景德镇瓷器图案有显著差异，但它们依然有传统的中国花卉风格。

　　尼汉克先生捐赠的瓷器中还有一件是日本伊万里烧彩瓷(图16)。伊万里烧是日本闻名的瓷器，以其产地在日本九州佐贺县的伊万里地区而得名。这批捐赠瓷器中仅有一件这样的青花描金五彩人物图大碗。这件伊万里烧五彩人物图碗外所绘画面为“昭君出塞”图，是为人熟知的中国历史故事。17、18世纪，大量的日本瓷器通过荷兰等国的商业公司向欧洲输出，其中仅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就有数百万件。

　　尼汉克先生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瓷器整体质量较高，烧造工艺体现了当时景德镇民窑的烧造水平，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研究价值。在中国销往欧洲的瓷器中，这只是很小的一部门，也不能说这些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商业瓷，但它们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