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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喜欢紫砂壶，无论正史野史，均有记载。

　　宜兴紫砂器输入日本，始于江户时代(1600－1867)末期，被称为“东洋装”，或径称“朱泥器”，凡镌有“惠孟臣”“陈鸣远”等款识的紫砂小壶，在日本特别受到欢迎。日本人善于模仿学习，这也许可以归结到大和民族的某些品质。他们的富士山上没有紫砂土，不光富士山，全日本所有的山上都没有那种神奇的居然能透气的紫砂土。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不想研究宜兴紫砂壶的制作技艺。万延、文久年间，日本常滑有个医师名叫平野忠司，此公酷爱宜兴紫砂壶，居然到了神经兮兮的地步。为了证明日本也有紫砂泥，他几乎跑遍了日本的山山水水，结论是上帝太偏爱中国人了，为此他大哭了一场。日本的陶瓷产区在常滑市，那里有一种天然紫泥，虽然没有紫砂泥可塑性强、透气性好等诸多优点，但毕竟泥色酷似，聊胜于无。于是平野忠司就鼓励、指导一位名叫片冈二光的陶工试制紫泥壶具，起名曰：常滑烧。这就为常滑生产朱泥陶器奠定了基础。一直到今天，平野忠司仍被尊为常滑朱泥陶之鼻祖。

　　平野忠司当然不满足那些用日本紫泥弄出的玩意儿，攒够了船票钱，他就到了中国，站在宜兴丁蜀镇的窑场上，他感到一种极大的震撼。龙窑很威武，喷吐火舌起来简直雄伟极了。他在附近租了间小屋，悄悄地住下来。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搭理他，一个东洋佬，语言又半通不通的，这里的紫砂艺人没有愿意跟他玩的。幸亏平野忠司会些医术，窑场上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平野先生略施小技就手到病除。时间久了，大家就慢慢接受这个日本人了。平野忠司最感兴趣的是全手工打泥片镶接成型的制壶技巧，在他看来这是中国人的绝技，他的国家没有，他很着急。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把中国人请到日本去教授壶艺。

　　时势造就英雄。一个名叫金士恒的宜兴紫砂名工就在这时出场了，几乎所有的历史记载都这样描述：光绪五年，也就是1879年，日本人的记载则是明治十一年，金士恒和吴阿根两人，东渡日本，在常滑市陶瓷产区教授壶艺，在日本引起轰动。

　　金士恒何许人也？宜兴旧志说他是苏州人，也有资料说他原籍徐州，又有考证说他是安徽铜山县人。这些其实并不重要，倒是有一段经历非常关键，他 13岁就在上海投身于瞿子冶门下，研学诗文篆刻，进行着一生中最重要的修炼。后来到宜兴，成为一名壶艺圆熟的师傅级人物。他很可能无家无小，故而浪迹天涯并无任何羁绊。我们还有理由推算，金士恒在上海见过世面，是个性格活跃的人，去日本那样遥远的地方，对于本土的紫砂艺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金士恒把它看做是人生的一次机会。那吴阿根，应该是金的朋友，两人能够结伴而行，想必是那种生死契阔的金兰之交。他们的自信在于各有一手制壶绝技，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时甲午战争尚未爆发，国人心目中，中国是世界之中央大国，日本不过蕞尔小国而已。他们上路的那天一定有酒相送，金士恒会对送行的人们保证，他们不会在那个东洋小国盘桓太久，教会了他们制壶的技艺，他们就一定早早回国。

　　日本方面呢，除了前面说到的平野忠司，有记载的还有一位名叫鲤江高须的日本陶瓷名工。他们的身后站着一大批虔诚的学徒，面对着两位满面尘土的中国师傅，一再深深鞠躬，那是免不了的。甚至，连富士山也似乎感动了，下了一场厚厚的大雪，遍地雪白，银妆素裹，让金士恒和吴阿根睁不开好奇的眼睛。

　　金士恒在日本出尽了风头，这毫无疑问。他第一次用全手工打泥片镶接成型的制壶方法让那些虔诚的日本徒弟们眼花缭乱。当第一把器型饱满、优雅灵动的朱泥茶壶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他轻松地嘘了一口气，然后，从腰间解下一枚图章，稳稳地打在壶底。

　　那图章上镌刻着六个大字：大清金士恒制。

　　这个细节一下子就把金士恒这个人物给撑起来了。日本人对这枚图章颇为不爽。曾经多次婉转地向金士恒表示，是否可以不打这枚图章？或者，换一枚“常滑制陶”的图章？金士恒说不可，这是他的出处和来路。日本人虽然心里不痛快，但对他的气节很佩服。

　　金师傅对日本人有礼有节，里里外外磊磊落落，一个中国民间的草根艺人，就是用腰间一枚小小的印章，把自己与家国紧系。

　　既然到了日本，有一个人不能不见，他就是东京著名陶艺鉴赏家奥玄宝(一说奥兰田)。此公也是个壶迷，他多次到中国访问，将集录的32件茗壶图谱，于明治4年出版了《茗壶图录》，洋洋两大卷，从紫砂壶的源流、式样、形状、流把、泥色、品汇、小大、理趣、款识、真赝、无款、衔捏、别种、用意等娓娓道来，共14章，文辞颇为妍丽，见识则十分别致。32件茶具均被他作了拟人化的命名，如梁园遗老、倾心佳侣、凌波仙子、卧轮禅师等等。通篇洋溢着一位熟谙中国传统文化和东方审美观的日本士大夫的紫砂情怀。金士恒十分敬重这本书，他们的见面是应该互赠礼品的，金士恒的袖中，想必藏着一把精巧的壶，当然是从中国宜兴带来的紫砂壶。当奥玄宝接过这把壶的时候，他看到金士恒的笑容里，有着紫砂一般的质感，朴憨中尽现灵韵。

　　金士恒和吴阿根在日本呆了多久？多数资料说是半年，也有说十年的。从情理说，半年时间太短暂了，历史上有记载的日本徒弟鲤江方寿、杉江寿门和伊奈长三人，跟金师傅学得非常刻苦，但半年之内全部掌握制壶技艺似不太可能。而十年之说则更加玄乎。金士恒和吴阿根似乎不会在那样一个远离亲朋的国度一呆十年。无论如何，金士恒和吴阿根不辱使命，教会了日本人“打身筒”制壶法及壶体陶刻的装饰技法，使得当地的朱泥技术有了突破性进展，并且出现了小型精巧的壶艺作品，被史家认为是日本制作宜兴风格的朱泥茶壶之始祖。

　　有必要说说日本方面对金士恒的评价。1986年日本常滑市举办“金士恒展”，常滑市教育委员会教育长都筑万年在开幕式上说：

　　“自古以来，一直以制造大型粗糙陶器为主的制陶地——常滑，终于出现了像茶具这样精美的陶器，其背后必须有广阔、深远的文化积累，否则就是形式上的模仿，不可能出现制品本身所具有的根本魅力。而指导这一最根本部分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金士恒先生。”(日文版《砂艺掇英》下册)金士恒的传世作品不多，但他的名字已经牢牢镌刻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吉林出版社出版的《紫砂鉴赏》一书，刊登了金士恒的两件“日本常滑对壶”，想必是金士恒在日本常滑创作的作品。

　　那两把壶直流冲天，壶纽如冠，壶把如弓，似团团而坐，如默默凝视，泥色呈黯肝色，沉郁而自如；那是金士恒的精神所在，一千年过后，壶在人在，永不磨灭。